10月16日，当一份联署的请愿书递交到历史系办公室时，没人预料到事情会发展得如此迅速。当天俄方立刻启动了遣返审查，至19日下午座谈会结束后，该留学生已被送上了返回祖国的航班。从请愿书签字到起飞，仅仅用了72小时。这样的速度在任何一个国家的高校纪律处理程序中都显得极为罕见，但在莫斯科大学的历史系，这却是情理之中的事：走廊尽头的反法西斯纪念碑上镌刻着两百多个名字，其中不乏这个系的教职员工。在这里公开展示旭日旗，根本不需要再进行反复的调查，因为这一象征本身就是足够的证据链。

俄方在处理此事时采取了两条并行推进的轨道。一方面，遣返事宜归属于移民管理部门，依据在于外国公民在俄罗斯的居留状态与其入境目的不符；一旦学籍被终止，签证的法律依据也随之消失，自动触发离境程序。另一方面，开除学生由校方的纪律管理执行，主要是因严重违背教育理念和扰乱教学秩序。两条路径共同作用，因此学生先被送走，开除的决定随后出台。这一过程的顺序并不矛盾，恰恰显示出俄方并未将此事视作普通的学生违规行为，而是按照其法律体系对公开宣扬军国主义象征的标准进行处理。

而在中国这边，学生已安全回国，而南京方面在对大量举报进行回应时曾表示“这并非小事”。然而，“不是小事”在法律执行上是否能够得到保障，则是另一个问题。中国的英雄烈士保护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美化侵略战争及公开佩戴宣传侵略的标志均有相关规定，法律条款本身无可挑剔。问题在于执行过程：行为发生在境外，取证与证人均在境外，当国内执法机关开始调查时，证据链的起点却不在国内。

一些法律评论指出，境外宣扬军国主义行为容易陷入“有法规却难以执行”的困境，管辖衔接的规则不够明确，导致无法在回国后进行追责。这并不是为任何人开脱，相反，正因为回国追责的操作存在漏洞，更需要提前完善规则，而非等待舆论的热度来决定是否执行。一个切实可行的方向是在出入境环节建立与行为性质相关的衔接机制，将境外公开美化侵略行为的记录纳入此机制，以便在当事人回国时能进入一个可追溯的行政处理流程。

校规负责的是校园内的事务，移民法则涉及居留的资格，而关于历史底线和法律评价的事项，必须由国籍所属国的法律体系来接手。迅速遣返一个人解决了“他在莫斯科大学不再存在”的问题，却没有解答“他回国之后将如何”的问题。虽然纪念碑上的名字不会追问，但法律应当追溯。一个国家的底线，不能仅仅在他国的校园内被捍卫。